患者「Angela」，女，35岁，执业护士，被转诊至围产期精神科医生处，希望与医生讨论抗抑郁药的生殖安全性。
Angela的故事
自高中起，Angela即罹患复发性抑郁障碍及广泛性焦虑障碍，高中和大学期间接受支持性心理治疗，病情平稳。
研究生一年级时，Angela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抑郁发作，在心理治疗的基础上联用了艾司西酞普兰，治疗反应很好；此后长期接受联合治疗，研究生阶段至工作后最初几年始终未复发。
不孕
结婚约一年后，Angela及其爱人计划妊娠，于是减停艾司西酞普兰，每两个月见一次心理治疗师。Angela对自己的病情高度乐观，毕竟自己已经有将近十年没发病了。
停药后大约半年，Angela发现自己的焦虑较前加重，主要与妊娠有关——她大部分朋友都已经有了孩子，或者已经怀孕了；自己与爱人努力了6个月，却一无所获。Angela开始担心，自己是不是已经没有能力要孩子了；并且，不孕症的治疗费用很高，她不确定自己能否承担得起。
她开始自责，自己当初为什么拖了好几年才结婚和准备要孩子。
35岁生日后不久，Angela夫妇去了一次生殖科。尽管沟通结果是积极的，Angela听完对自己成功受孕也感到乐观，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，Angela的焦虑仍在持续恶化。圣诞节前的几周，Angela还发现自己的子宫存在异常，可能需要做个手术。
这个圣诞节对于Angela而言相当煎熬——她妹妹刚生了孩子，大家庭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不停地追问Angela，作为姐姐的她为什么还没有怀上。Angela感觉很羞愧，但也很生气：家人为何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如此的不体贴和粗暴。Angela想跟妹妹聊聊不孕的问题，但妹妹的心思全在自己的宝宝身上，聊天也没有下文。
恶化
回到自己的家之后，Angela的情绪继续恶化。她没法控制自己不去想怀孕的事情，感觉自己肯定哪里有「毛病」，是有缺陷的。她一直想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但又开始想，自己怀不上孩子会不会是某种征兆，自己命中注定就当不了母亲。她还开始担心，爱人会不会因为她的不孕而离她而去，找其他女人生孩子，拥有属于自己的完整家庭。
Angela开始难以入睡，一大早出门上班时就感觉自己已经被掏空了。按照正常情况，工作对Angela而言其实是很愉快的事情，单位也是一个能让自己感到自信的地方；然而现在，Angela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质疑自己的工作能力了。她集中不了注意力，下班前拼命检查自己的工作，重写文书材料，花的时间比之前多得多。下班回家后，Angela不是在纠结怀孕，就是在担心父母，或者担心自己做了什么错事。
无力
第二次与生殖科医生见面时，Angela告诉医生，她的焦虑比上一次见面时重得多，甚至可能还有一点儿抑郁，想问问重新开始使用艾司西酞普兰是否合适。医生安慰Angela，焦虑是对生育问题的正常反应，她们两口子争取能不用药就不用药，并建议Angela跟社工见个面。
Angela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诊室。她很想告诉医生，自己的感觉差到了何种地步，但又担心医生因此瞧不起她——不是说「为母则刚」吗，什么样的准母亲会考虑在妊娠期用药？如果连这点儿焦虑都搞不定，自己又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？如果用药之后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呢？真要那样的话，她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……
Angela想知道，如果她感觉如此不好，继续这么治不孕到底能不能行？Angela感觉自己已经一团乱麻，想跟丈夫聊一聊，又感觉很难堪。她感觉自己很无力，很无能，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了。
临床建议
不孕症治疗开始前及整个治疗过程中，应同时筛查夫妻双方（而非只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