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哪家医院看白癜风专业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dfzj/前情提示：关于抑郁症（即“抑郁障碍”）的研究成千上万，但其真正的根源和发病机制仍是个谜。在众多角度的学说中，单胺神经递质假说、遗传学研究和社会心理因素研究这3方面是最受瞩目的。最近接连推出的3篇文章会一一进行分析，到底谁才是“元凶”？
在前两天的文章中，我们对抑郁症病因的两大“嫌疑人”进行了分析。
1号“嫌疑人”神经递质假说。经分析发现，它无法解答许多抑郁症发病、药物治疗中的疑点，不少抑郁症患者根本不存在神经递质浓度异常。即使患者有神经递质浓度异常，也只是临床表现，不是根本原因。
而且，神经递质浓度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突然变化？这个“嫌疑人”基本可被排除在外。
2号“嫌疑人”即遗传因素。但分析发现，在家系调查、候选基因和常见变异点等遗传学研究中，仍未找到关于抑郁症遗传因素的答案，而且情况不乐观，相关研究走入死胡同。
反而，在最前沿的表观遗传学研究中，发现抑郁症可通过表观遗传特性的改变进行遗传。但表观遗传特性又很容易受到后天环境影响。所以，这个“嫌疑人”暂未能完全排除，还要摸清它与第三个“嫌疑人”——心理社会因素（也可称为“社会心理因素”）之间的关系。
今天这篇文章便对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进行分析。
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日益重要
抑郁症的发病存在心理因素，这在很早之前就已被注意到。早期主要集中在各种传统心理学流派中。
不过，当时大部分传统心理学流派对抑郁症的解释都只触及表面或局部，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抑郁症的解释很大部分是不科学的。
但是，其中非常最值得一提的是贝克Beck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抑郁症的认知理论。
这个理论认为，抑郁症患者存在一定认知上的误区，如对生活经历消极的扭曲体验、消极的自我评价以及悲观无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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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这种不良认知模式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该理论认为，个体童年不幸的生活事件以及挫折是关键原因，可影响着大脑信息的编码、理解以及检索。在以后的生活中，当个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，会激活这种功能失调性态度，产生认知歪曲和负性自动思维，导致抑郁的产生，并使消极的观念进一步增多，逐渐形成恶性循环，呈螺旋式上升。
而且这个理论还指出，遗传因素和早期的不良生活经历都会使个体产生生物性应激反应，从而进一步加剧抑郁的发生、发展。
从那个时代来看，这个理论对抑郁症的理解是颇有前瞻性的，但当时心理学界的声音非常弱势。而且，传统的认知治疗相对于药物治疗而言是低效的，因此得不到精神医学界的重视。
绝大部分精神医学的专业人员把研究重心放在遗传、生物学层面的研究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抑郁症是脑部病变导致的疾病，必须通过物理或药物治疗才可解决。直到现在，仍有很多专业人员固守这个观念。
然而，只采用单一遗传因素显然无法满意地解释抑郁症的病因，而神经递质等生物学层面的学说也找不到答案，抗抑郁药对大量患者无效，而专业的心理治疗确实能令病情好转，再者，新近的“抑郁症海马神经元再生障碍”学说还把原因指向了外界应激事件……
这一连串发现让科研人员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，并展开越来越多的研究。
现在，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，早年慢性应激是诱发抑郁障碍的主要风险之一，而且各类环境、社会、心理应激对抑郁的发生、发展及预后均有重要作用。
这里有一个专业名词“应激”，也可以称为“精神应激”，在有的文献里也被翻译成“压力”（stress），是指机体应付困难处境时的一种状态。
这种状态的来源之一是“应激源”，也就是导致应激发生的各种事件，可大到战争、自然灾害、恶性犯罪，也可小至个体遇到的人际纠纷，家庭矛盾、学习和工作的烦恼等等。通俗一点，也就是会引起人们产生负性情绪的事件。
针对不同人群的临床研究都一致发现，儿童期应激、尤其是虐待经历，对抑郁障碍的起病、症状、缓解、预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，是抑郁发病环节中的重要一环。
有研究发现，在西方国家，每年约有10%的儿童经历情感虐待。情感虐待会给儿童的行为、情绪、社会功能带来负面影响，和成年期情绪的敏感性增强有关，有证据显示它和负性自我联系、抑郁症状及人际关系困难有关。
还有数据显示，抑郁发作前92%的患者有促发的应激生活事件，而且抑郁首次发作前出现应激事件的概率更高。
有一种解释是，发生于首次抑郁发作前的应激生活事件，会导致患者脑生理活动的持久性改变，比如导致海马体积缩小。而这种持久性改变可能会改变某些神经递质系统及细胞内信号功能，还可能出现神经元的丧失，打破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平衡等等。
这导致患者处于一种高危状态，此后不需要明显的应激事件也会再次抑郁发作。
从应激理论的角度来看，这种状态就已经形成了精神创伤，个体的心身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
且有许多支持证据表明，应激生活事件与抑郁障碍间是一种剂量‐反应关系，即应激生活事件越多，程度越严重，持续时间越长，抑郁症的发病率就越高，症状也越严重。
而且，当负性应激性生活事件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时，看起来很小的应激事件就可导致抑郁症的发生。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“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，不一定需要较重大的应激事件作为诱因。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表现为很多患者似乎是“突然”患病，发病前并没有遭受重大打击，令家人摸不着头脑。
因此，分析到这里，大家都能认识到应激与抑郁障碍的发生肯定是有联系的。这也是符合大众的日常感知的，而上述的研究是将大众的这种认知更加理论化、深入化，打上了科学的烙印。
易感因素从何而来？
然而，上述的论证还不能解答一个疑问：许多研究发现，面对同样的事件，并非所有个体都会发生应激反应，更加不会全都形成精神创伤，罹患抑郁症。即使在动物中，也是如此。
而且，就算大家都产生了应激反应，导致精神创伤，大脑产生了病理性变化，但不同抑郁症患者之间的病情和结果又是不一样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绝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这其中存在易感因素。在许多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模型中，“素质”（即易感因素）是必不可少的元素。
图2贝克的认知模型
有学者把个体的易感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。
内在因素包括：遗传特征，杏仁核和海马等大脑区域的神经可塑性差异，躯体健康状况，是否有不良的心理应付方式等。
外在因素包括：社会支持系统，童年期的精神创伤，精神创伤前后其它负性生活事件的叠加作用等。
其实，上述的外在因素都是不良环境因素和后天应激事件，其对抑郁症的影响已经得到证实，并不算真正的“易感因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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